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距离


 发布时间:2021-03-03 22:31:54

市人大认为,本市行政执法工作存在六大问题:第一是执法不作为问题突出,一些部门不作为、懒作为,存在观望式执法、驱逐式执法等现象;第二是执法缺乏常态化,常见运动式执法、突击式执法;第三是执法部门相互推诿,存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思想;第四是存在执法权力寻租、为牟私利滥用自由裁量权

因此,本案中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取的企业环境信息同样属于政府信息。本案行政机关决定不予公开的23号函和50号函,虽然文件形式表现为内部报告,但实质仍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延伸,不属于内部管理信息。政府信息不公开是例外,例外情形应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本案判决强调,凡属于政府信息,如不存在法定不予公开的事由,均应予以公开。刑事司法职能信息不是政府信息奚明强诉公安部案2012年5月29日,奚明强向公安部申请公开《关于实行“破案追逃”新机制的通知》、《关于完善“破案追逃”新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日常“网上追逃”工作考核评比办法(修订)》等三个文件中关于网上追逃措施适用条件的政府信息。

原则二:已经经过批准、开始施行的决策必须公开。福建永泰县的姚新金、刘天水要求公布房屋所在区域、地块拟建项目的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以及农用地转用、补充耕地、征收、供地等四方案。福建永泰县国土资源局,以“内部信息、处在审查过程,信息可以不公开”为由拒绝公开。经过诉讼,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公开相关信息。李广宇:决策的信息未必不公开就比公开的效果好,在事前下些毛毛雨、吹吹风,让社会逐渐接受、软着陆,都是有好处的。另外有些事项是必须在决策的过程中公开的,比如立法,要在起草过程中就对草案公开征求全社会的意见。

“建议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采取肯定概括加否定列举的模式。”莫文秀解释说,就是用概括规定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同时用列举方式排除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欧阳昌琼同意莫文秀委员的意见。“草案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既有正面清单,也有负面清单。”欧阳昌琼说,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今后行政诉讼法修改频率越来越高。目前土地问题、拆迁问题越来越多,今后可能人口、环保等其他问题也会越来越多,由此又要不断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建议凡是受理的,作出概括的原则规定,不受理的,以负面清单形式一一列举出来。记者陈丽平。

法律界呼吁多年的《行政诉讼法》大修终于有望正式启动。23日至28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这也是《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10月1日施行以来首次启动大修,尽管姗姗来迟,但毕竟正式提上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承载着社会各界的立法期待。《行政诉讼法》是一部典型的“民告官”的法律。然而这部法律实施23年以来,“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管辖、审理程序等方面颇存争议,立案数量偏少,且原告胜诉不到一成,实践过程中存在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三大“顽疾”。

本次修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解决“立案难”的问题,行政诉讼法对立案登记的程序、起诉条件等作了一系列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必须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依法、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两部司法解释坚持贴近人民群众,坚持尊重司法规律,坚持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对立案登记工作进一步作了细化规定,对于全面推行立案登记制度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点评:信春鹰说:“针对执行难,增加对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责任,严格到可以拘留,这是空前地严格、空前地严厉。”“对行政机关拒不执行判决的,原来一点办法都没有。”姜明安说:“现在加了三个办法:一是原来罚行政机关的,不痛不痒,现在改为罚负责人。二是不执行的要予以公告。在报纸上、在互联网上公布行政机关不执行,这比罚款还厉害。三是情节恶劣的,还可以拘留,这一般不会实行,但有一个威慑作用,一把剑悬在那里,基本上不用,但是能起到威慑作用。”( 本报记者 张伟杰)。

中新网韶关6月28日电(李凌 汪次安 成燕萍)广东南雄市交警部门在查套牌嫌疑车时,一名司机为逃避法律责任强行倒车,将一名放学回家的女孩当场撞死。女孩父亲范某认为公安局在执法过程中存在过错,遂起诉至法院要求行政赔偿。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8日通报称,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范某的诉讼请求,而范某已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2年10月,南雄市公安局交警驾驶警车巡逻执勤,当行至自来水厂路段时,发现道路外右侧停放的一辆小轿车有套牌嫌疑,遂依法要求驾驶员朱某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

应当说,保障人民群众诉权一直是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由于目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审理和执行行政案件的因素比较多,例如在行政诉讼的司法体制和机制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和人民群众依法维权的意识均有待提高;社会上对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理解认识还不够全面准确等等。实践中,一些当事人不能依法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对不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条件和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案件也坚持起诉;有的出于各种不正当的目的,利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特别是登记立案门槛较低等机会,滥用诉权甚至恶意起诉;还有的不听劝告无理缠讼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司法裁判成为具体官民纠纷的‘终点站’,大大促进了社会矛盾的化解。”海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焦广琪说。在一起行政案件中,海安县某新建小区吴卫红等35名业主不惜重金从北京高价聘请律师,将海安县建设局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建设局重新颁发给开发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出庭应诉的是建设局局长周道,对原告提出的分批行政许可公示不到位的问题,他承诺将组织整改,与原告达成补偿协议,促成原告当庭撤诉,使一起群体性纠纷得以妥善化解。在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中,海安县近年来每年拆迁近百万平方米,动迁近万户人家,却没发生过一起大规模的上访事件。今年地方两会期间,海安县无人越级上访。“近年来,海安群众对政府的满意率一直很高,这与政府各职能部门依法行政、公正执法有着密切关系。”章树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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